新冠疫情汹涌,菲律宾“摩伊解”武装加速解体

“危险不会在‘摩伊解’全部缴枪后消除,因为比当年‘摩伊解’还好战的派别已在菲南部形成气候。被战争破坏的经济,闭塞的交通环境,宗教族群的结构性矛盾,都为大量小而分散的恐怖组织生长提供了条件。”

(本系列均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原创,限时免费阅读中)

菲律宾政府军在南部执行反恐作战。 (李侨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4月9日《南方周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刊“疫线报道”)

“危险不会在‘摩伊解’全部缴枪后消除,因为比当年‘摩伊解’还好战的派别已在菲南部形成气候。被战争破坏的经济,闭塞的交通环境,宗教族群的结构性矛盾,都为大量小而分散的恐怖组织生长提供了条件。”

“现在我的敌人有两个,一是新冠疫情,二是打黑旗的家伙。”

2020年2月11日,菲律宾女商人马加南通过手机跟法国《世界报》记者交流,“因为防疫,供销都暂停了,这我不怕,事情总会好起来,可那帮人会折磨你一辈子。”

“打黑旗的人是谁?”“伊斯兰国!”

罗艾娜·马加南常去中国广东买布料和人工养殖珍珠,然后回国卖,尽管生意屡遭战火涂炭,但她总能咸鱼翻生。

整个3月,菲律宾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激增,却无形中加速了政府同反政府组织和解。

菲律宾《星报》2020年3月22日报道,该国南部最大的少数民族游击队“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ILF,简称“摩伊解”)完成第二阶段解除武装,并与政府携手在根据地内抗疫。

马加南正好住在“摩伊解”活跃地区,“(他们)放下武器是好事,可这不能保证和平,因为更极端的‘伊斯兰国’已经来了,我害怕在劫难逃。”

“摩伊解”是个榜样,全国各派应该共抗“病毒公敌”

“我们正迈向和平的第三阶段。”在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2020年3月13日发布的独家采访中,“摩伊解”主席哈吉·穆拉德·易卜拉欣掰着指头叙述着和解成果。

2012年,根据缔结的和平框架协议,菲政府赋予南部穆斯林更多权利,包括建立邦萨摩洛自治区(BARMM),换取“摩伊解”不再独立建国,游击队集体复员。经过八年努力,“摩伊解”已分两阶段让2.3万人解除武装,而最终的第三阶段,将完成3万人复员,“我们将以‘邦萨摩洛人’的身份,捍卫自己的家园、自治权,我们与马尼拉是合作关系。”易卜拉欣对未来充满希望。

“他们首先要履行义务,一切以‘摩伊解’放下武器为前提。”在复旦大学亚太智库博士汪遒看来,易卜拉欣有意在2022年最后期限前完成“非武装化”,因为总统杜特尔特给的“诱惑”太大了。

按照2018年生效的《邦萨摩洛基本法》,新自治区面积约1.27万平方公里,由易卜拉欣领导的自治区政府享有行政管理、立法司法、财政税收等广泛权力。

不仅如此,新冠疫情也刺激“摩伊解”加快行动。

“由于缺医少药,丛林里的武装分子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合作。”马加南透露,菲军在不少地方与“摩伊解”共同保护雷竞技妙斗鱼S9合作伙伴等公共设施,有些游击队员获得政府给的薪水和医疗服务。

4月7日,菲律宾卫生部通报的新冠肺炎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确诊病例累计达3764例,死亡177例,治愈84例。菲律宾内政部长爱德华多·阿诺承认,自己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这是菲律宾首位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内阁部长级官员。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020年3月23日提供的细节显示,2月底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一个宗教场所举行的万人集会,是造成东盟多国数百例新冠确诊病例的源头,而参加的215名菲律宾人中,多数来自邦萨摩洛。

鉴于疫情的严重性,“摩伊解”高层主导的邦萨摩洛过渡政府,已要求各地“加快追踪参会者下落,确定健康状况”。根据马尼拉的要求,过渡政府在重点地区宵禁,与中央政府控制区接壤的检查站则由邦萨摩洛伊斯兰武装部队(BIAF)和军警共同把守,前者基本是前“摩伊解”游击队员。

菲内政部确认,尚未走出丛林的“摩伊解”部队也接到停战令,在自己的地盘里执行居家隔离政策,确保村民除购买食品、药品外禁止一切外出,在居民需要时免费提供帮助。很显然,“摩伊解”正按和平模式去改造,“打江山的人”准备“坐江山”了。

2020年3月18日,菲律宾和平进程总统顾问办公室以“摩伊解”为榜样,呼吁全国各派实现和平,合作抗击“公敌”新冠肺炎病毒。

“战争摧毁了当地经济,让反政府武装招募新血从不缺乏理由”

“和平不只是没有战争,更是改变暴力结构。”对于菲南部的变化,汪遒表达谨慎的乐观,“暴力是最通俗的语言,菲军习惯过度使用武力,而战争摧毁了当地经济,让反政府武装招募新血从不缺乏理由。我担心,哪怕‘摩伊解’着手和解,别的队伍却宣布此举无效,继续使用暴力。”

自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以棉兰老岛为主体的南方地区经济落后,基础设施、卫生和教育等均不如北方吕宋地区,南方穆斯林与北方主流的天主教徒信仰格格不入,而后者是国家的掌权者,结果造成冲突。

作为棉兰老岛几十年战乱的亲历者,马加南曾多次遭叛乱者洗劫,“这里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拿反政府武装的钱,要么饿死!我们的青年是出于绝望才加入叛军。”

菲律宾最高权力长期被信奉天主教的他加禄族、比沙雅族垄断,马尼拉并未用心“建构国族意识”(Nation Building),1950年代,菲政府组织天主教徒到棉兰老岛垦荒,试图改变族群结构,再加上基层腐败盛行,进一步激起民变。

1969年,摩洛民族解放阵线(MNLF,简称“摩解”)率先发难,时任总统马科斯扬言,“用尽最后一兵一卒来平叛”,可围剿毁掉了这片土地,催生出靠战争发财的军人腐败集团。

“菲军规定不着制服的敌军战斗人员及其支持者,一经捕获即行处决,这成了不法之徒的牟利工具,他们以‘通敌’嫌疑驱逐土著,帮助种植园主和矿场主攫取良田、山林和湖泊,致使更多人投奔游击队。”南拉瑙省农民阿祖勒说,当年政府军以“反恐”之名,驱逐他所在村子的居民,然后把地卖给矿业公司,他就此加入游击队,不仅抵抗军警,还为当地有权势的家族有偿服务。

1987年,推翻马科斯独裁统治的马尼拉新政府,改以地方自治吸引摩解走出丛林,可没想到摩解里的强硬派另行建立“摩伊解”,又和政府斗了二十多年,直到2012年才罢手。

如今,接受“招安”的“摩伊解”,能保证菲南部和平吗?

在阿祖勒等底层游击队员眼里,得到政府优待的是“摩伊解”高层,自己受惠不大,“我们还是流民,随着家园被毁,只能去城里打工,可面试的人只要知道你来自南方冲突区,想被雇用就很难了”。

“2016年,效忠‘伊斯兰国’的阿布沙耶夫组织答应给我两万比索的月薪(约合2620人民币),我重新拿起枪,还参加了第二年的马拉维之战。”阿祖勒告诉法国《世界报》记者,“在马拉维的45天里,首领让我们朝任何不听话的人开枪,可以抢劫一切,哪怕是穆斯林开的商店也不例外。”最终,遍地的尸体和瓦砾让阿祖勒害怕了,炮火中,他劫持渔船开了小差,回到昔日藏身的丛林里。

几个月后,已是邦萨摩洛官员的前“摩伊解”战友找到他,称政府推行“去激进化”和“重新接纳”政策,如果承诺放弃武力,就安排每月不少于2.5万比索(约合3310人民币)的工作,阿祖勒同意了,但条件是“至少两年内可以持枪”,“因为我杀过人,抢过东西,而且‘伊斯兰国’不会饶过逃兵的”。

“它们既能实施暴力,又能传播恐怖主义思想”

“危险不会在‘摩伊解’全部缴枪后消除,因为比当年‘摩伊解’还好战的派别,已在菲南部形成气候。”印尼雅加达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所长悉尼·琼斯称,“被战争破坏的经济,闭塞的交通环境,宗教族群的结构性矛盾,都为小而分散的恐怖组织生长提供条件,它们既能实施暴力,又能传播恐怖主义思想。”

阿布沙耶夫、穆特(又称“马乌地”)等恐怖组织,正是靠挖“摩伊解”的墙角壮大自己,他们均宣布效忠“伊斯兰国”,成为其“东亚省”一部分。

在某些穆斯林眼里,阿布沙耶夫比“摩伊解”更敢于对抗亲天主教政府,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在苏禄省和南拉瑙省农村,极端组织为青年开出参加“圣战”的酬劳达20万比索(相当于2620人民币),在极端意识形态与刀口舔血刺激的双重吸引下,当地人走上歧途的风险可想而知。

2019年1月27日,苏禄省霍洛岛上著名的卡梅尔山圣母天主教堂遭到炸弹袭击,阿布沙耶夫宣布负责,而袭击前一周,这里刚举行建立邦萨摩洛自治区方案的公投。很显然,极端分子用袭击异教徒来表达与政府对抗的决心,也表达对“摩伊解”的嘲弄。

有四个孩子的阿祖勒,尚没有走“回头路”的意思,但前提是过上有希望的日子。2020年3月下旬,政府管理的棉兰老岛北部已为受疫情影响的居民提供经济及物资援助,涉及5亿比索的救济基金,还有9000万比索的医疗救助。

像阿祖勒这样务农的前游击队员,光种几亩薄田养不活全家,还得外出打工,可由于当局采取限制外出的措施,收入是不固定的。鉴于政府援助不到位,菲南部农村很容易出现争夺生存资源的械斗,打过游击的人,不敢轻易抛弃手里的枪。

再回到那场改变菲律宾国内冲突性质的马拉维巷战,2017年里的五个月,曾远在中东的“伊斯兰国”黑旗,在马拉维扎眼地飘扬着,菲军靠炮轰和空袭驱逐了自称“伊斯兰国”的阿布沙耶夫和穆特分子。但已成废墟的城市告诉世人,菲南部安全焦点,已从“摩伊解”转到“伊斯兰国”身上。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跨国威胁项目主任托马斯·桑德森说,“伊斯兰国”盯上菲律宾,最早可追溯到五年前,他们收编当地恐怖组织,还陆续安排东南亚籍“圣战者”潜入菲律宾,最终策划了马拉维攻势。

罗密欧·布劳纳上校是那场战役的菲军指挥官,他发现“伊斯兰国”与“摩伊解”截然不同,“当时军队要应对两条艰难的战线,而且两条战线相互刺激:追捕‘圣战者’及居民的愤怒”。

起初,老百姓痛恨“伊斯兰国”,因为他们把自家院落当成工事,但这股怒火很快转嫁到政府军乃至美国人身上。美国海军P-3C巡逻机帮助指挥菲军破旧的OV-10攻击机,美国特战队员帮菲军规划地面行动,可菲军仍漫不经心地把城市打得千疮百孔,数以万计的人无家可归。美军参战不是秘密,老百姓感觉美国是在穆斯林家园里“助纣为虐”。

菲律宾棉兰老岛国立大学历史教授贝尼托·萨利卜说,“马拉维之痛”绝非个案,激战过后,大批难民滞留收容中心,爆炸装置也没有定位拆除,地籍管理惹来冲突,资金不到位……拖沓的官僚制度和普遍的腐败行为,让许多人失去信心,棉兰老岛等南方民众本来就对受歧视的历史记忆深刻,而政府缓慢的重建,给了“伊斯兰国”招兵的理由。

“伊斯兰国”“东亚省”埃米尔阿布·达尔之妻蓬多格被俘后承认,其丈夫的如意算盘是,“把毁掉的城市丢给政府,把绝望的青年留给自己”。

这正是女商人马加南揪心的,她盼着新冠疫情能早点过去,以便带三个子女重新做买卖,“我把心思全花在看孩子上,但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因为家里连买米和糖的钱都不充裕了”。

更可怕的是,“伊斯兰国”肆虐,让占人口多数的菲律宾天主教徒坚定了对南方同胞的负面看法。

在马拉维富人区帮佣的法蒂玛死死看着独子拉希德·卢马邦,“孩子18岁生日是在马拉维炮声里过的,可他很乐观,说自己梦想当船商。局势平静后,他前往马尼拉斯通里奇公司谋职,结果面试官知道他是南边来的穆斯林,就问:‘你是恐怖分子吗?’”从马尼拉败兴而归后,卢马邦再也不提梦想了,嘴里常念叨着“吉哈德”(圣战),“我真的怕极了,如果不小心,我们就会培养新一代的极端分子,而不是消除现有的一代。”法蒂玛说。

光靠强硬赢不了战争,还要懂得仁慈

菲律宾能抵制住“圣战诱惑”吗?至少总统杜特尔特充满信心。

在其督促下,菲律宾与东盟邻国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展开共同海上安全行动,阻止境外极端分子和武器输入。针对菲国内极端组织频繁绑架人质,并要求换取赎金,他已在2017年1月14日命令军警,对绑架分子“格杀勿论,哪怕搭上人质性命也在所不惜”。

作为在棉兰老岛名城达沃当了22年市长的政治明星,杜特尔特被定义为“关爱底层民众和少数民族”,他和当地穆斯林关系良好,得到了“摩伊解”等组织上层人物的信任和支持。

更重要的是,杜特尔特决心向制造菲国内暴力的“土壤”开刀。

从2016年起,菲律宾警察系统内部展开扫黑运动,尽管目标是清除缉毒中以权谋私、戕害无辜的害群之马,但对整个治安系统却是“大换血”,有助于改善与民众的关系。这位自称“社会主义总统”的领导人,还任命得到社会公认的领袖去落实改革举措。例如,一位农业工人活动分子成为农业改革的负责人,矛头指向导致大批农民流离失所的种植园、城市地产扩张项目;工会组织五一劳工运动的副主席,成了落实改革劳动法的负责人;而一位环保活动家当上环保部负责人,第一项措施是吊销违反环保法规的跨国矿业公司的许可证,而该公司主要侵占了菲南部穆斯林农民的土地。

“超过90%的菲律宾民众相信杜特尔特能扭转局面,他现在需要的只是时间。”德新社记者格利·利瑙称。

菲律宾大学政治学教授阿里斯·亚鲁盖说,杜特尔特巧妙利用“外部因素”争取民心——与美国拉开距离,限制美军参与南部反恐行动,不给反叛力量以口实。

当2017年美国用停售菲警方2.6万支卡宾枪来打压时,杜特尔特称菲律宾不是附属国,不是“婊子养的”,他不怕美国断绝援助,因为和中国等友好国家的交往能得到回报。“他甚至公开谴责美国殖民时期对摩洛人的屠杀,这博得了相当多南方人士的好感。”亚鲁盖称,杜特尔特希望赢得国内穆斯林的心。

吊诡的是,美国依然是菲律宾最大的投资来源之一,2019年总投资超过7.3亿美元,它也是菲律宾第三大贸易伙伴,超过340万菲律宾人生活在美国,在美国是排在华人之后的第二大亚洲移民群体。

“在南部平叛反恐方面,无论战略还是战术,杜特尔特都和过去的菲律宾总统决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项目主任桑德森说,“他似乎在效仿阿瑟·麦克阿瑟(美国首任菲律宾总督),光靠强硬赢不了战争,还要懂得仁慈。反叛者和老百姓是鱼儿和大海的关系,杜特尔特要做的就是对准敌人遨游的大海,通过社会治理来使海平面‘降低’,把大海变成数百个湖泊,再把湖泊排干,这一来‘鱼’就孤立了,也就好捉了。当走向战场的武装分子越来越少、信心越来越低时,有组织的反抗就走向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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